斯大林虽然不是什么天才，在党内高层，论功绩他不如托洛茨基，比理论不及布哈林，谈资历没法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比肩，社会活动能力远不及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连说俄语，都带有浓浓格鲁吉亚口音，偶尔还有点口吃，但斯大林有一大优势，他最熟悉布尔什维克的制度。而且斯大林不善写作，也不善演讲，工作成绩平平，但博弈各方都能接受他，大家认为他没什么政治资本，性格简单，容易被操纵，结果却是，斯大林没成为任何人的棋子，反而是别人成了他步步登天的棋子。
列宁也想要集权，这更加成全了斯大林的野心。列宁虽然也喜欢民主，但他一直嫌中央委员会议事太麻烦，无法全面贯彻自己的意志。列宁认为权力还需进一步高度集中，提升决策效率。斯大林便积极行动，原本作为党的实质最高权力机关的中央委员会，也逐渐被布尔什维克的三个中央机关，尤其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架空，权力不断萎缩。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大会上被挑选成为政治局和组织局成员。斯大林三个心腹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成为了书记处书记。这“三驾斯氏马车”工作的一年中，中央书记处权力和规模继续疯狂膨胀。不久之后，财务、组织、人事、宣传、出版、教育、情报、检查、群运……几乎所有权力都集中到了中央书处各部门。斯大林很快在党内如鱼得水，为所欲为。对于斯大林做的这一切，一向敏感的政治家列宁当然会有所觉察，他越来越感到不安了，但他暂时还不露声色，以免搞得党内的关系紧张，但暗地里，列宁还是想在自己去世前换掉已经尾大不掉的斯大林。
不久，列宁再次中风，俄共中央全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那天深夜，列宁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右臂右腿瘫痪，但头脑清楚，思维清晰，口授了一批给党的应届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在这封信中口述了这样的内容：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一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就行了，那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无论列宁说得多么委婉，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一位置上拿掉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列宁还怕收信人对此掉以轻心，所以接着强调：“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不久，列宁还获悉了斯大林的另一件粗暴行为，对斯大林更加不满。斯大林因为主张放松外贸垄断，给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打电话，大骂了克鲁普斯卡娅一顿，并威胁她要以违反中央关于列宁医疗制度的罪名提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斯大林的语言相当粗暴，致使克鲁普斯卡娅倒地痛哭。克鲁普斯卡娅那时候不敢向列宁倾诉，只好向列宁的亲密战友，时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加米涅夫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求助。她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现在我向您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请求，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干涉，无端辱骂和威胁。斯大林竟然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愚蠢的纠纷。我也是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列宁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他跟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给斯大林的信被克鲁普斯卡娅压了一天，没有立即发出。第二天才送达斯大林，斯大林看信后很惶恐，当即认真写了回信，信中反驳了列宁的指责，说曾经对克鲁普斯卡娅说过如下的话：“医生禁止告诉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认为这种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竟然破坏这个制度；不能把伊里奇的生命开玩笑……”斯大林接着写道：“我并不认为这些话里有什么粗暴和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对’您的意思……我同克鲁普斯卡娅交换过意见，已证实在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提的误会外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不可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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